吴玉虎

对于我来说，黄河和长江的源头地区，不仅从上个世纪七、八十年代开始，我就已先后数次涉足，而且 近几年更是频繁前往。然而，对于澜沧江来说，我虽也曾几次到过源区周围的一些局部地区，但是，却都因为记忆零碎而难以对整个源区形成一个完整的概念，而且始终也未曾走进她真正的发源地。所以，在走过长江和黄河源区之后，澜沧江源区就成为我一直向往的地方。

2002年，机会终于来了。

为了宣传青海，宣传江河源区的生态安全的重要性，也为了使世人更多地了解、认识和关注三江源，并引发人们对统称为“地球三极”之中自然环境变化最为剧烈，人类活动最为频繁、最为复杂的“高极”和“寒极”的青藏高原上最为敏感的地区之一的江河源区的社会和自然现状，青海省人民政府和中央电视台决定联合拍摄大型电视系列片——《三江源》。作为一次对江河源区的历史性观照，《三江源》的拍摄和制作，力求在自然与人文的交织中，进行一种广泛意义上的生存与发展的深层探讨。“力图从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和各层次普通人群的视觉同时审视三江源，通过多学科间的交叉、互融和补充推进，塑造三江源作为自然遗产和人文地理的立体形象，使其更具世界意义。”以求从各个层面上引发人们的思考，来反思自然的独立性和人与自然的微妙关系。

《三江源》系列片的拍摄共分五组进行。各组分别是长江组、黄河组、澜沧江组、热气球航拍组和高清晰组。作为此次活动的一员，我以一名自然科学工作者的身份，特别要求参加了澜沧江源摄制组的野外拍摄全过程。

按照修改了的计划，我们一行9人分乘3辆越野车，于2002年8月28日离开了青海省的省会西宁市，前往澜沧江源区所在的玉树藏族自治州进发。全组人除了我和3个司机外，还有中央电视台社教中心《绿色空间》栏目的吴万方编导、青海电视台的李夫成主任、青海省林业局宣教中心的许国海主任、青海省外宣办的袁江涛和年轻的随队医生小齐。

当晚，我们食宿在沿途的兴海县城。

西宁至玉树州府所在地有800多千米之遥，虽然沿途到处都在修路，但是，我们仍计划要在两天之内赶到。途中除了要经过几座海拔4 000米以上的大山外，还要翻越海拔5 000多米的巴颜喀拉山口，特别是沿途要穿越的玛多县境内的约300 千米的高原地带，其海拔均在4 000-5 000多米之间。从海拔2 230米的西宁迅速上升到海拔5 000多米，途中又没有考虑使人体逐渐适应的过渡期，这对于初次踏上高原的人来说无疑是一道道难关。

果然，当我们驱车翻越了海拔4 420米的鄂拉山口和4 460米的降路岭山口，到了海拔4 300米的玛多县城，医生小齐就开始断断续续地吸氧气了。每吸一次氧气，他就会昏昏沉沉地睡一阵。显然，他已经在承受着高山反应的折磨了。虽然我告诉他，不到万不得已时尽量不要吸氧，但他说：“吸氧的感觉要好一些”。聊天过程中，小齐告诉我说，当初他们院领导动员年轻人报名参加摄制组时，因为没有来过高原，所以，许多人都不敢报名，只有他愿意出来尝试一番，现在才知道这滋味真是不好受，他已经有些后悔了。

高原地区空气稀薄，氧分压低。不仅初上高原的人会感到因缺氧而引发的头痛、恶心，甚至呕吐，而且就算是常在高原的人，在较长时间离开后重返高原，也会感觉到不同程度的高山反应。这种反应在大多数人和大多数情况下只是暂时现象，经过一段时间（大约一周）的适应期后，人体会逐渐调节并适应。倘若这时急于吸氧，反倒会影响机体自身积极的调节作用并产生对氧气的依赖性，从而延长并加重高山反应的过程。

由于沿途都在修路，所以，我们的行程并不顺利。汽车除了时而要离开公路去走便道，还经常需要在某个较宽的地方停下来，等待对面数千米外的汽车前来会车。我们的三辆汽车，都是省上临时从有关单位抽调来的，只有1号车车况较好，其余两辆车的车况都不容乐观。特别是3号车，竟是昨天下午临下班前才确定下来的通知司机的。由于走得匆忙，司机根本没有时间检查一下车况。以至于竟有两辆车因途中不期遇到的会车而在被迫让路时，被水泥路基上的钢筋3次扎破了轮胎。最后一次是刚刚翻过巴颜喀拉山不久，我和小齐乘坐的3号北京吉普车的左后轮胎又无缘无故地破了。真是祸不单行，偏偏在这种情况下，医生小齐的高山反应症状加重了。他起先只是头痛、昏睡，后来发展到严重的头痛加恶心并不断反胃。有几次呕吐时竟都来不及开车窗，弄得满车都是秽物，到处流淌。车上的坐垫毛巾和擦车布都用来擦裹，还是无济于事，司机甚为不悦。为了让他清洗车座，司机几次停车。但是，小齐已经自顾不暇，哪有力气走下3米多高的路基陡坡，去百十米外的河边提水，所以，几次都只能是我去提水冲车。